第454章 大明需要这样的人！（感谢【灵石的地飞星】的大保健）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目送李邦华躬身退去，乾清宫内的烛火在夜风中微微摇曳，光影斑驳地映照在朱由校沉静的侧脸上。
　　
　　殿内复归寂静，唯有更漏滴答，仿佛在无声地丈量着这个帝国日渐沉重的呼吸。
　　
　　朱由校指尖轻叩案头，久久未语，最终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　　
　　张居正，这位万历朝的“救时宰相”，在后世网络上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，众说纷纭，几近两极。
　　
　　有人赞他以孤臣之力，在大明王朝垂暮之际力挽狂澜，为国续命数十载，称其为“明亡前最后一位有魄力、有担当的政治家”；亦有人诋其考成法苛酷压榨官吏；
　　
　　更有人指责一条鞭法虽简化税制，却无意中强化了白银本位，使明朝经济深度绑定海外白银输入，埋下日后财政崩盘的隐患，甚至还有人斥其为“擅权罔上、威压幼主”的权臣，将神宗皇帝置于傀儡之位，专断朝纲，几近僭越。
　　
　　可这些议论者，往往忘了最关键的一点：张居正并非站在后世上帝视角俯瞰历史的评论家，他没有接受过现代经济学、政治学的现代知识学习，更不懂什么“经济全球化”“货币主权”之类的宏大理念。
　　
　　他只是一个浸润于儒家经义、生于乱世、长于危局的古人，一个在绝境中试图“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”的改革者。
　　
　　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题，只有真正走进万历初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才能真切明白这位首辅、这个男人肩上所扛起的，究竟是怎样一副千钧重担。
　　
　　年节的这段清闲时光，朱由校翻阅《万历起居注》及当时诸多奏疏、实录等典籍，愈发清晰地看到：彼时的大明，传至神宗皇帝手中时，早已不复洪武开国之雄浑、永乐盛世之恢弘。
　　
　　嘉靖皇帝四十五年沉迷修道、怠政荒嬉，留给儿子的，是一个吏治腐败入骨、财政枯竭见底、土地兼并猖獗如野火的烂摊子。
　　
　　全国在籍田地较明初锐减近半，勋贵、士绅与地方胥吏勾结成网，以“飞洒”“诡寄”“花分”等手段，将大量田产隐匿于账册之外。国库岁入逐年萎缩，而百姓赋税却因层层加码、巧立名目而日益沉重。
　　
　　一边是权贵广占膏腴之地而免税免役，一边是贫民失地流徙、卖儿鬻女。流民四起，饿殍塞道，财政危机已逼近“稍有不慎，便天下大乱”的临界点。
　　
　　而正是在这般绝境之中，张居正本可以做一个安稳的“裱糊匠”——以他的才略与资历，只需敷衍应付、粉饰太平，便可安享尊荣、善终牖下。这对他而言，再简单不过。
　　
　　但这个男人没有！
　　
　　他以首辅之尊，顶住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滔天压力，毅然掀起一场震动朝野、触及根本的改革风暴。
　　
　　当时的考成法以“月有考、岁有稽”的严苛标准考核官吏，实则是对嘉靖以来“官场混混满街走、奏章积压如山丘”的沉疴下猛药。
　　
　　彼时官员玩忽职守成风，一件公文从州县递至中枢，竟能拖延数年而不决。若无铁腕整饬，朝廷政令如何通达四方？边防军情如何及时应对？民生疾苦又如何上达天听？
　　
　　清丈田亩之举，则更是直接与天下士绅为敌。那些被隐匿的万顷良田，本就是士绅阶层吸噬国家命脉的病灶，是百姓流离失所、赋役不均的根源。若不彻底厘清，国库永无充盈之日，民生永无安宁之时。
　　
　　此举虽招致怨声载道，却为国家财政重建了真实税基。
　　
　　至于一条鞭法，虽确实在客观上强化了白银本位，使明朝经济逐渐依赖海外白银流入——这一隐患在晚明白银危机爆发时显露无遗。
　　
　　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它却是将“田赋、徭役、杂税”合而为一的最高效改革方案。既简化了税制，让百姓缴税一目了然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胥吏上下其手、层层盘剥的空间，减轻了基层民众的无谓负担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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