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08章 余桦：“我也想牛逼！”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《猪仔》前半部分描述抵达古巴前的这段行程，将殖民者凶残无情和被抓到船上劳工的茫然无措、恐惧、疾病、死亡表现出来。
　　
　　通过对比，显示出劳工暗无天日的生存境况。但同时在死亡和绝望中还要铺垫劳工的反抗精神，不过在开始部分不过多描写，多用暗示和对话表现出来。
　　
　　后半部分则是抵达古巴后的生活，在疾病和饥饿里幸存下来的华工被转手卖到古巴的甘蔗园，他们顶着加勒比海的海风和太阳、在农场主的鞭子下如牲畜一样劳作，他们没有休息，只有工作。在工作之外，则是无处不在的死亡
　　
　　当这批中国劳工逐渐熟悉当地的环境后，林家兄弟（林阿水、林阿华）通过实力和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逐渐赢得甘蔗园里劳工的信任。
　　
　　他们不像北美甘蔗园里的黑人一样，只将希望寄托于上帝或者白人殖民者的怜悯。
　　
　　他们知道在海外必须团结起来，在亲身经历苦难和认清农场主和殖民者的残暴之后，每个人都变得富有牺牲精神。
　　
　　为了不做无谓的牺牲，他们表面温顺，私下互相掩护，砍甘蔗则成为了他们练兵的手段。他们把甘蔗当成殖民者和农场主，下手毫不留情。
　　
　　农场主哈维尔残暴不仁，每天骑着高头大马上带着猎枪和皮鞭耀武扬威，将劳工当做甘蔗园里的猎物，不过为了不伤到自己的财富，往往选择用子弹“描边”逗弄劳工，稍微不顺意则是皮鞭招待。
　　
　　他也为自己有一群温顺的劳工而得意，而他朋友的种植园则时不时传出来暴动的消息。
　　
　　正当他志得意满之时，甘蔗园里所有的中国劳工，在黑暗中睁开了双眼，眼睛里闪烁着复仇的火焰。他们流进仓库拿到平时使用的镰刀，像鬼魅一样遛进农场主和管理者的房间。
　　
　　在他们不可置信的眼神中，砍下了他们的头颅。
　　
　　他们夺走农场主的枪支和弹药，帮助周围甘蔗园华工获得解放，高喊着自由的口号冲进殖民者所占据的城市，用生命去推翻殖民者的统治。
　　
　　西班牙殖民者疯狂调集军队，最终以林阿水为首的劳工全部战死在了通往自由的道路上。
　　
　　但结尾通过其它劳工在得知这一事件后的表现当做隐喻，暗示离追求自由的下一次斗争不会太远.
　　
　　写作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主要表达方式，但糅合了浪漫主义和意识流。用浪漫主义表达了中国劳工对自由的向往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。
　　
　　意识流多在描写劳工的精神世界，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。通过内心活动和现实对比，关注劳工的个体生存困境。
　　
　　刘一民先将整个故事勾勒了一遍，并提前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形象描绘出来，这样在写作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。
　　
　　傍晚，将晚饭做好之后就离开了四合院。饭桌上，杨秀云一个劲儿地夸赞着喜梅做饭好吃：“是个好丫头，心灵手巧，那个叫梁向东的娶到喜梅，真是八辈子攒来的福气。”
　　
　　喜梅年纪小，在家里虽然是做保姆，但杨秀云和她相处的日子，几乎把她当做了自己半个女儿。
　　
　　刘家有两个儿子，没有女儿是杨秀云的遗憾。以前要不是因为穷，杨秀云还动过收养个姑娘的念头。
　　
　　为什么杨秀云和喜梅能够相处融洽，这跟杨秀云的‘想要女儿’心理分不开。在平常相处或者干活的时候，杨秀云从来没有刻意刁难过喜梅。
　　
　　刘一民和朱霖刚开始还担心两人相处不愉快，后来发现完全没这方面的顾虑。杨秀云在燕京实在无聊的时候，喜梅还会唱两段豫剧帮她解闷。
　　
　　“妈，您在老家的时候，喜梅也一直念叨着您呢！”朱霖笑着咬了一口馒头，麦香味顿时萦绕在舌尖。
　　
　　杨秀云听到这话，心里面更美了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要是喜梅是老三就好了，儿女儿女，有儿也得有女啊。”
　　
　　“好了，赶紧吃饭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想着要闺女。”刘福庆忍不住打断了杨秀云的话，用手揉了揉刘雨的后脑勺：“来，多吃点饭。”
　　
　　刘福庆分别给刘雨和刘林夹了一个鸡腿，心里感慨要是孙子再多点就好了。刘福庆也有让刘家枝繁叶茂的愿望，毕竟在农耕时代，孩子就意味着生产力。
　　
　　但是他也知道现在不可能了，老大和老二一个是教授，一个是干部，他也只能将这遗憾放在心底。
　　
　　等吃完饭，二老抱着两个小家伙走到胡同里看星星。下午梁大妈从他们手里接过香油，晚上特意炸了点酥肉在巷子里等着他们。
　　
　　收拾完厨房之后，朱霖走进书房，看到刘一民正在写作，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　　
　　她不动声色地走到一旁坐下准备看书，抬头发现墙角的蚊香已经燃烬，于是又重新点上一盘。
　　
　　朱霖看的是《人民文学出版社》出版的《布莱希特戏剧选》，布莱希特是德国剧作家，对马列主义深有研究。
　　
　　另外他十分喜欢中国文化、对中国哲学以及老子、墨子、孔子，并将他们的哲学思想融入到戏剧创作之中。
　　
　　德国纳粹执政之后流亡海外，1940年流亡之时曾写了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话剧《川省好人》，开头以中国神话为背景，讲述了一名妓女被神仙赐予丰厚的财富。
　　
　　她拿着这笔钱开始烟店救助穷人，但因为行善濒临破产。为了不至于破产，她只能扮做冷酷的表兄用剥削手段经营烟厂，最终挣得盆满钵满。
　　
　　大家十分怀念以前那个好人，但最终发现了一个现实，好人和恶人是同一个人。
　　
　　通过好人恶人的双重叙事，揭示了好人需要通过作恶才能维持善举的荒诞现实。
　　
　　等刘一民放下笔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之时，朱霖问道：“刘老师，你说好人为什么要通过作恶才能维持善举？”
　　
　　“很简单，在剧里善挣不到钱，再阔绰的老板，他首先需要在挣到足够的钱时才能阔绰。就比如我们大队，现在挣的钱看起来不少，若是把这笔钱完全分给队员，则厂子最后必死。
　　
　　这样的厂子负担大，没有抗风险能力。只有足够的利润，才能负担厂子的分红。把分红比作善举，不分红或者少分红比当成作恶就明白了，一切的出发点是厂子，厂子活了，一切才能活。”刘一民用手轻轻地揉着太阳穴。
　　
　　朱霖见状合上了书本，走到椅子后面，轻轻用手帮他按着脑袋和太阳穴：“我是沈黛，我是好人也是恶人。”
　　
　　朱霖轻声叙述着自己对剧本的见解，没过多久，竟把刘一民讲的昏昏欲睡。
　　
　　看到刘一民脑袋开始不受控制，朱霖将桌面上的稿子收起放在桌边，钢笔放在笔筒里：“走吧，刘老师，睡觉去吧。我今天才发现，我还是一名催眠师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主要是你轻声细语太入梦。”刘一民嘿嘿一笑，迈腿朝卧室走去。
　　
　　这时刘福庆和杨秀云扯着两个小家伙走了回来，刘一民跟他们打了一个招呼，就准备回去睡觉。
　　
　　杨秀云和刘福庆带着两个小家伙洗漱完才回房间休息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，刘一民带着他们去木樨地看望了一下曹禹和李玉如。
　　
　　下午则是跟朱父朱母一起到西来顺搓了一顿，亲家见面，双方都非常客气。
　　
　　刘一民提出暑假带着大家去北戴河住一段时间，朱母和朱霖因为要上班，除了休息日之外并没有时间过去。
　　
　　请假更不可能，朱霖正忙着《上帝的签证》的排练工作。
　　
　　于是刘一民、朱父、刘福庆和杨秀云四人带着两个小家伙到北戴河度假。朱霖和朱母偶尔过去，等话剧排练完了，朱霖再请假休息一阵子。
　　
　　“今年燕京太热，医院天天都有中暑的，两个小家伙去北戴河避避暑也是好事儿。”朱母对此十分赞同。
　　
　　小孩子抵抗力弱，两人又不喜欢天天待在空调房里，经常不是在院子里就想去胡同里溜达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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