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0章：静溃之二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凌晨一点的实验楼，泡面味与消毒水味在走廊里交织，像一层挥之不去的薄膜。林舟揉着发酸的后颈，盯着 96 孔板里闪烁的微光，指尖已经被移液枪磨出了浅浅的茧子。他的硕士师妹苏晓雨趴在桌上，头发凌乱地遮住脸，手里还攥着未完成的实验记录，电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数据表格，右下角的时间跳成了 01:27。
　　
　　“小舟哥，我眼睛快睁不开了。” 苏晓雨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，她抬起头，眼底布满红血丝，“这已经是这周第七个通宵了，我昨天去医院查，医生说我有甲状腺结节，让少熬夜。”
　　
　　林舟递过去一瓶温牛奶，目光落在她桌角的研究生津贴条上 —— 每月 600 元，孤零零的数字像一记耳光。“老板说下周要交横向课题的中期数据，只能熬着。” 他压低声音，怕惊醒隔壁办公室里还在改标书的张慎行，“师哥去年毕业前，查出重度脂肪肝和腰椎间盘突出，答辩时掏了张按满红手印的请假条，想求每周休息一天，结果老板说他吃不了苦。”
　　
　　苏晓雨苦笑一声，撕开一包速溶咖啡往嘴里倒：“我妈昨天打电话，问我读研是不是很轻松，能跟着教授做学问。她不知道，我现在就是个免费劳动力，没有社保，没有加班费，连法定节假日都在赶实验。” 她打开手机，翻出师门群里的聊天记录，师姐的消息还停留在上周：“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哪个实验室不熬夜？”
　　
　　这话像一句魔咒，在历届学生中代代相传。林舟想起自己刚入学时，师兄也是这么安慰他的。那时他还抱着对学术的憧憬，觉得熬夜做实验是探索真理的必经之路，直到亲眼看见同实验室的博士生李然，因为连续三个月每天工作超过 14 小时，在离心机旁晕倒，送医后查出急性心肌炎。出院那天，李然收拾东西准备退学，张慎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现在年轻人心理素质太差，一点压力都承受不住。”
　　
　　凌晨三点，实验楼的灯光依旧亮如白昼。林舟看着走廊里排成长队的 96 孔板，像一条流淌着微光的河，河水里漂浮着无数年轻人被透支的青春。他突然明白，这座象牙塔里，早已建起了一座座灯火通明的 “富士康”，学生们被打伤 “劳动力” 的条形码，研究生名额是 “指标”，博士招生是 “项目”，学术理想在无休止的加班中，被悄悄调包成了 “毕业” 二字。
　　
　　清晨六点，林舟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实验楼，撞见了正要去行政楼的陈铭。青年教师眼下的乌青比上次更重，衬衫皱巴巴的，手里抱着一摞厚厚的申报材料，其中一本《学术绩效评价指南》的封面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。
　　
　　“陈老师，您这是要去交什么材料？” 林舟打招呼时，注意到陈铭手里还攥着一张体检报告。
　　
　　“申报‘**险探索基金’。” 陈铭的声音带着沙哑，他把体检报告塞进文件夹，“昨天体检，查出胃息肉，医生让尽快手术，可基金申报截止日期就在今天。” 他苦笑一声，指着申报材料上的 “绩效指标” 栏，“你看，这里要求两年内发表 3 篇 SCI 一区论文，否则就算考核不合格。现在的高校就是个绩效社会，我们都是自己的‘企业家’，论文是‘产品’，影响因子是‘股价’，引用率是‘市场份额’。”
　　
　　林舟想起张慎行上周在实验室开会时说的话：“别去啃那些冷门课题，周期长、风险高，发不了高分论文。现在大家都做 AI、肿流方向，像股民追涨停板，这才是明智之选。” 那时陈铭反驳说，他想研究一种濒危植物的基因保护，虽然影响因子低，但有重要的生态价值，结果被张慎行打断：“没有高影响因子，你连‘非升即走’的考核都过不了，谈什么学术理想？”
　　
　　“我读博时的导师，花了五年时间研究一个古生物猜想，虽然只发了一篇中文综述，但解决了领域内的一个难题。” 陈铭望着远处的图书馆，眼神里满是向往，“可现在没人愿意做这种事了。评价体系只看量化指标，影响因子成了指挥棒，大家都在追求‘短平快’，没人愿意做重复实验，没人愿意啃硬骨头，因为这些都‘不划算’。”
　　
　　他掏出手机，翻出一条学术新闻给林舟看：某高校一位教授，一年发表了 12 篇 SCI 论文，平均每月一篇，可其中 10 篇都是跟风热点的 “灌水” 之后，核心数据毫无创新。“绩效社会最残酷的地方，就是让失败者自责。” 陈铭的声音低沉下来，“你发不了高分论文，不是评价体系有问题，而是你不够努力；你申不到基金，不是评审不公，而是你的‘本子’不够漂亮。我们都在被系统规训，既是受害者，也是加害者。”
　　
　　林舟突然想起前几天和师哥的对话。师哥为了毕业，曾犹豫要不要花钱买一篇 5 分区的论文，中介给他发的价目表上，3 分期刊 2 万元，5 分期刊 5 万元，包括再加 30% 风险金。师哥说他鄙视造假，可导师的要求是 “无 SCI 不得毕业”，而实验室的仪器排队到明年。那时林舟还劝师哥再等等，可现在他才明白，在这套绩效至上的体系里，造假有时成了一种 “理性选择”，一种无奈的自我异化。
　　
　　上午十点，林舟去图书馆查资料，意外撞见了正在整理书籍的李建明老教授。老教授面前摆着一摞旧期刊，其中一本 1995 年的《学术研究》上，刊登着陈铭导师的论文，标题是《论知识的公共性》。
　　
　　“小林啊，你看看这篇论文，”老教授感慨地说道，“当年陈老师可是花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，亲自去做田野调查啊！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才最终写出了这三万字的论文。”说着，老教授用手指了指论文末尾的参考文献，仿佛那上面的每一行字都承载着陈老师的心血。
　　
　　“那时候可不像现在，”老教授继续说道，“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影响因子这个说法，大家评价一篇论文的好坏，完全是看它的学术价值。学者们做研究，纯粹是为了探索真理，而不是为了什么绩效或者其他的东西。”
　　
　　林舟好奇地翻开了那本期刊，一眼就看到了论文的署名——只有陈铭导师一个人的名字。他接着往下看，在引言部分，陈铭导师写道：“学术的真谛，在于对未知的敬畏与探索，而非对指标的迎合。”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，击中了林舟的内心。
　　
　　林舟突然想起，在陈铭导师的办公室里，书架上也摆放着这本期刊。那本期刊的扉页上，有陈铭导师亲手题写的四个字——“守心致远”。然而，如今这四个字已经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，仿佛它们也在默默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。
　　
　　“现在可真是不一样了啊。”老教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“昨天我去参加系里的学术会议，那些年轻的教师们讨论的话题，根本就不是研究本身，而是怎么去蹭热点、怎么提高引用率、怎么申请更多的‘帽子’。学术研究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行为，而不再是对真理的追求。”有个刚留校的博士告诉我，他一年要写八份标书，改十几次申报材料，根本没时间静下心看文献。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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