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7章 贞观裕国券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“然当前国事所需，发行裕国券确为可行之策。老夫以为，可先按此数额发行，若果真如殿下所忧，出现吸纳不及之状，再行调整亦不为迟。”
　　
　　房玄龄的话更像是一种折中和安抚，看似采纳了太子的部分意见，实则还是支持了立即发行的主张。
　　
　　李承乾显得无奈，李逸尘说过信用的崩塌，往往只在瞬息之间，岂是事后可以轻易“调整”的？
　　
　　李承乾看着满殿几乎一边倒的赞同之声，看着御座上沉默不语，显然已被说服的父皇，他知道，自己那份奏疏，以及此刻的力争，都已是徒劳。
　　
　　他还能说什么？
　　
　　难道要指着这些重臣的鼻子，说他们不懂信用，不识风险？
　　
　　难道要强硬地坚持己见，被扣上“阻碍国策”、“不顾大局”的帽子？
　　
　　他缓缓低下头，不再争辩。
　　
　　因为他知道，再多的言语，在此刻都已苍白无力。
　　
　　李世民看着儿子最终低下头，那倔强身影中透出的落寞，他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极淡的复杂情绪，但旋即被决断所取代。
　　
　　他朗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‘贞观裕国券’便按照原定方案发行。中书、门下、民部需通力协作，确保此事顺利。”
　　
　　“臣等遵旨！”众臣齐声应道。
　　
　　李承乾随着众臣默默退出两仪殿。
　　
　　阳光照在身上，他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，反而有一股寒意从心底蔓延开来。
　　
　　他脚步有些踉跄地走在宫道之上，脑海中反复回响着方才殿中的对话。
　　
　　“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五十万贯，却看不到其后可能引发的滔天巨浪！”
　　
　　“东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用……民间刚刚对债券产生的信任……都要被这五十万贯冲垮了！”
　　
　　他仿佛已经看到，当大量的朝廷债券涌入市面，供过于求，价格开始下跌，人们恐慌性抛售，连带东宫债券也受到牵连，价值缩水……
　　
　　那些因为信任东宫，将家财投入债券的商贾富民，将会遭受何等损失？
　　
　　届时，民怨沸腾，矛头会指向谁？
　　
　　发行债券的朝廷和东宫，都将成为众矢之的！
　　
　　而这一切，本可以避免！
　　
　　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和愤怒交织在他胸中。
　　
　　他空有太子的名分，空有看清危机的眼光，却无法阻止这辆正朝着悬崖狂奔的马车。
　　
　　他抬起头，望向东宫的方向，眼神中充满了焦虑。
　　
　　他必须立刻见到李逸尘！
　　
　　现在，或许只有李逸尘，才能理解他内心的惊涛骇浪，才能为他剖析这危局，才能告诉他，在这即将到来的风暴中，东宫该如何自处！
　　
　　他加快了脚步，不顾右脚踝传来的阵阵刺痛，朝着东宫显德殿的方向疾行而去。
　　
　　与此同时，两仪殿内，李世民并未立刻离开。
　　
　　他独自坐在御座上，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份李承乾呈上的、满是忧虑的奏疏。
　　
　　“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……”
　　
　　他低声重复着儿子奏疏中的话，深邃的目光投向殿外晴朗的天空。
　　
　　他并非完全不懂李承乾的担忧。
　　
　　作为帝王，他深知物极必反的道理。
　　
　　但眼下，国库的空虚，边防的压力，各地亟待兴修的工程，都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。
　　
　　东宫债券的成功，像是一把钥匙，为他打开了一扇快速筹集资金的大门。
　　
　　在巨大的现实需求面前，那潜在的风险，似乎值得一冒。
　　
　　更何况，正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言，以大唐朝廷之威，难道还镇不住这区区债券？
　　
　　“高明……你还是太过年轻，太过理想化了。”
　　
　　李世民轻轻叹了口气，将奏疏合上，放在御案一角。
　　
　　“有些险，是不得不冒的。但愿……你的担忧，只是担忧。”
　　
　　话虽如此，一丝极其细微的不安，还是如同水底的暗流，在他心底悄然划过。
　　
　　只是这丝不安，很快就被帝王的自信和对现实的权衡压制了下去。
　　
　　朝廷的巨轮，已经按照既定方向，开启了新的航程。
　　
　　而前方是风平浪静，还是暗礁密布，此刻，无人能知。
　　
　　东宫，显德殿。
　　
　　他没有立刻召见李逸尘，而是独自跛行至书案后坐下进行一次复盘。
　　
　　他首先想到的是“博弈”。
　　
　　今日两仪殿中，父皇、舅父、房相、唐俭、岑文本……每一个人都是一方棋手。
　　
　　父皇要的是快速解决国库空虚，维持边备与工程，这是他的核心利益。
　　
　　舅父等人，或为迎合圣意，或为维护朝廷权威，或本就对东宫心存忌惮，他们的选择自然是支持发行。
　　
　　而他自己，看到了潜在风险，却因势单力孤，无法改变局面。
　　
　　在这场博弈中，他的“不合作”或“反对”策略，在对方联合的“支持”策略面前，显得无力。
　　
　　接着是“信用”。
　　
　　李逸尘反复强调，信用如同白纸，一旦玷污，再难复原。
　　
　　东宫之前苦心经营的债券用雪花盐隐性担保、允许流通等方式，才让债券在民间建立了信任，甚至产生了溢价。
　　
　　这信用的建立，何其艰难！
　　
　　而朝廷，拥有更大的权威，本应更珍惜这份信用。
　　
　　可如今，他们只看到了信用的“借贷”功能，看到了能快速换来钱粮的便利，却忽视了信用的“承载”极限。
　　
　　东宫的债券和朝廷的债券，看似不同，但在民间看来，都是“官家”的凭证。
　　
　　一旦朝廷债券因量过大或使用不当出现问题，必然牵连东宫债券。
　　
　　这就是信用的连带风险。
　　
　　他李承乾担忧的，正是这种信用的系统性崩塌。
　　
　　然后是“权衡”。
　　
　　朝廷只权衡了“得到五十万贯”的即时利益与“可能存在的风险”之间的轻重，并认为利益远大于风险。
　　
　　但他们没有仔细权衡，或者说选择性地忽略了“风险一旦发生”的代价有多大。
　　
　　那将是朝廷威信扫地，是民间财富蒸发，甚至可能引发民怨。
　　
　　这个潜在的“隐形成本”，高到无法估量。
　　
　　而他们为了眼前的收益，甘愿冒此奇险。
　　
　　这违背了李逸尘说过的“边际效用”和“机会成本”原理——当投入超过承受的临界点，新增的投入带来的不是正效用，而是负效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