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三十五章：窗口效应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七月，深圳的太阳像烧熔的白金，把裸露的工地晒得滚烫。南鹏机场填海区，方圆两平方公里的滩涂上，一百多台各种机械同时作业：推土机像甲虫一样缓慢移动，把从山上运来的土石推入海中；机器咚咚作响，每一下都让脚下的土地震颤；运沙船在近海穿梭，船身吃水很深，像怀孕的巨鲸。
　　
　　谢望城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台高处，戴着安全帽，脖子上搭着一条湿透的毛巾。手里拿着的不是图纸，是对讲机——从这个月起，他被任命为填海工程现场副总指挥，梁副市长亲自点的将。
　　
　　“谢工，3区振动置换组报告，第48号桩遇到异常硬层，深度9.5米，振幅调到最大也打不下去。”对讲机里传来技术员急促的声音。
　　
　　“停止作业，取土样分析。通知地质组马上过去。”谢望城回答，声音已经沙哑。他看了眼挂在指挥棚里的进度表：今天必须完成第2000根桩，现在才到1873根。进度慢了。
　　
　　“谢总，香港戴维先生来了。”助手小跑过来。
　　
　　戴维是那两台英国振动锤的供应商代表，按合同每周来一次现场技术指导。今天不是约定的日子。
　　
　　谢望城走下指挥台，看见戴维站在一辆越野车旁，正和几个中国工程师激烈争论，手里挥动着一份文件。
　　
　　“谢，你来得正好。”戴维看到他，脸色很不好看，“你们的工人，违规操作！振动锤的连续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八小时，但昨天3号机连续工作了十四小时！今天早上启动时，液压系统报警，轴承温度超标！”
　　
　　谢望城接过检测报告。数据确凿：振动锤主轴承温度达到92度，超过安全阈值7度。再高，就可能烧毁。
　　
　　“昨天是谁操作的？”他问身边的施工队长。
　　
　　队长低着头：“是……是新来的四川民工队。他们为了赶进度，两班倒，人歇机不歇。”
　　
　　“胡闹！”谢望城第一次在现场发火，“机器不是人！人会累，机器也会！一台振动锤多少钱？耽误的工期多少钱？烧坏了，等配件从英国运过来，至少一个月！这账你们算过没有？！”
　　
　　周围一片寂静。只有远处机械的轰鸣声，像背景里的嘲笑。
　　
　　戴维看着他发火，脸色稍缓：“谢，我理解你们赶工期。但设备有设备的极限。就像人一样，不能不吃不睡连轴转。”
　　
　　谢望城深吸一口气，转向施工队长：“3号机停机检修，全面检查液压系统和轴承。操作组全体停工，培训安全规程。还有——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从今天起，所有关键设备，工作八小时必须强制停机四小时冷却维护。进度可以赶，但规则不能破。”
　　
　　命令下达，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面。工人们议论纷纷，有人不理解，有人抱怨。但谢望城坚持。下午，他召集所有施工组长开会，不讲话，只放了一段录像——那是他从英国设备商那里要来的培训资料，展示设备在超负荷工作下的损坏情况：轴承碎裂，液压管爆裂，齿轮箱烧毁……每一个镜头都触目惊心。
　　
　　“我们是在建机场，不是搞***。”放完录像，谢望城说，“质量，安全，规范——这三条，一条都不能松。谁松了，谁走人。”
　　
　　散会后，梁副市长来了电话：“望城，听说你在现场立规矩了？”
　　
　　“是。设备超负荷运行，早晚要出事。”
　　
　　“做得对。”梁副市长在电话那头说，“深圳速度，不是蛮干的速度，是科学的速度。你放手干，我支持你。”
　　
　　有了尚方宝剑，谢望城推行得更坚决。他制定了详细的设备使用和维护规程，每台关键设备都建立“健康档案”，每天记录工作参数、故障情况、维护记录。他还从香港请来设备专家，给维修工做培训，教他们如何通过声音、温度、振动判断设备状态——这套方法，让他想起了武陵山王有才师傅那些“土办法”。
　　
　　一周后，效果显现。虽然单机工作时间缩短了，但设备故障率下降了百分之六十，整体施工效率反而提升了百分之十五。工人们也习惯了：到点停机，检查保养，该休息休息。
　　
　　戴维再次来时，看着那些记录详实的设备档案，感慨地说：“谢，你们学习的速度，比振动锤打桩还快。”
　　
　　七月底，填海工程完成百分之六十，开始进入最关键的跑道地基处理阶段。按原计划，地基处理要用从日本进口的“深层搅拌桩”技术，设备和技术人员都要从日本请，成本高，周期长。
　　
　　谢望城在查阅国外资料时，发现荷兰有一种更先进的“高压旋喷桩”技术，可以在软土地基中形成直径更大、强度更高的水泥土桩。他通过香港的顾问公司联系到荷兰设备商，对方派了个技术代表来谈。
　　
　　荷兰人叫范德维尔，五十多岁，秃顶，蓝眼睛像北海的海水。他看了地质资料后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：“你们的淤泥层太厚，我们的设备可以处理，但需要修改喷头设计和浆液配比。这需要现场试验。”
　　
　　“试验需要多久？”谢望城问。
　　
　　“至少一个月。我们要根据试验结果调整参数，然后才能批量施工。”
　　
　　一个月。谢望城在心里算：如果按原计划用日本技术，前期准备也要一个月，但技术成熟，风险小。如果用荷兰技术，试验可能成功，也可能失败。失败了，不仅浪费一个月，还要回头用日本技术，耽误两个月。
　　
　　风险决策。他想起父亲谢继远当年决定“701”厂军转民时，也是这样的时刻：前面是未知，后面是绝境，必须选一条路。
　　
　　晚上，他约了侄子谢明诚吃饭。小伙子现在在市委信息中心干得不错，开发的“建设项目管理系统”已经在几个工地试点。
　　
　　“小叔，要我说，就试荷兰的。”谢明诚听完情况，直接表态，“日本技术是成熟，但贵，而且咱们永远只能跟着别人跑。荷兰这个要是成了，咱们就掌握了主动权，以后类似工程都能用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风险呢？”谢望城问。
　　
　　“风险肯定有。但深圳是什么地方？特区！特区的‘特’，不就是敢试敢闯吗？”谢明诚眼睛发亮，“小叔，您想想，要是当年武陵山不敢试五轴机床，现在能接德国订单吗？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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