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：围墙还在，只是无人再翻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51路公交车驶入西一路枢纽站时，展旭看了看时间——上午九点二十三分。
　　
　　比九年前他常坐的那班晚了十三分钟。那时他总是在八点五十分准时出现在八中站，等九点零三分的51路，九点二十一分到达枢纽站，然后飞奔去赶九点二十五分的9路车。
　　
　　时间表刻在记忆里，像铁轨一样精准。
　　
　　车厢里只有零星几个乘客。展旭起身走向后门，车门打开时，一股混杂着汽油和尘土味道的冷空气灌了进来。
　　
　　西一路枢纽站比他记忆中大了至少三倍。
　　
　　九年前，这里只是一个简陋的公交中转站：几排锈迹斑斑的铁皮站牌，地面坑洼不平，雨天总是积着浑浊的水。等车的人们挤在狭小的雨棚下，空气中永远飘着烤地瓜和煎饼果子的味道。
　　
　　现在，眼前是一个现代化的交通枢纽：宽敞的候车大厅，钢架结构的顶棚，光洁的地砖，电子显示屏上红字滚动着各路公交的发车时间。人们从自动扶梯上上下下，行色匆忙，像传送带上的零件。
　　
　　展旭站在那里，恍惚了片刻。
　　
　　记忆中的9路车站台在东北角。他凭着感觉走过去——那里现在是一个出租车上客区。不对。
　　
　　他又转身，看向西侧。一排崭新的候车亭，每个站台都有独立的编号。他沿着站台一个个找过去：1路、2路、5路……然后在7号站台看到了“9路”的牌子。
　　
　　站台空无一人。电子屏显示：下一班，9分钟。
　　
　　九分钟。足够抽一支烟，或者打一个短暂的电话，或者像现在这样——站在寒冷的空气里，让记忆像潮水一样漫上来。
　　
　　九年前，等9路车的时间是最难熬的。如果错过一班，就要等半小时。所以他总是跑，从51路下车就开始跑，书包在背上拍打着，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。
　　
　　慧慧通常比他快。她坐的那班51路更早一些，所以当他气喘吁吁跑到9路站台时，她往往已经在那里了，双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，跺着脚取暖。
　　
　　“跑什么呀，车还没来呢。”她会说。
　　
　　“怕你等。”他总是这样回答。
　　
　　其实是他想快点见到她。哪怕只是早一秒钟，多看一秒钟她等他的样子——那种被人等待、被人需要的感觉，是他二十出头时最珍贵的毒品。
　　
　　有时车真的还没来，他们就有一小段独处的时间。她会靠在他身上，讲昨晚的梦，或者抱怨护基课的老师太严。他会听，偶尔插一句，然后两人一起笑。
　　
　　更多时候什么都不说，只是站着。她的头发蹭着他的下巴，痒痒的，有股淡淡的洗发水香味——她一直用同一种牌子，苹果味的。他会偷偷吻她的发顶，她装作不知道，但耳根会慢慢红起来。
　　
　　那些九分钟的等待，构成了四年里最温柔的片段。没有惊心动魄，只有日常的、琐碎的、真实的温度。
　　
　　而现在——
　　
　　展旭看了看电子屏：还有6分钟。
　　
　　站台另一端来了一个女孩，戴着毛线帽和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她低头看着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。不是她，当然不是她。
　　
　　6分钟，180秒。他数着自己的心跳。
　　
　　时间到，9路车准时进站。是一辆新能源车，电动驱动，几乎听不见引擎声。车身上涂着蓝白相间的广告：“抚顺，雷锋精神的发源地”。
　　
　　他上了车，投币两块。车厢很空，他选了靠窗的单人座。
　　
　　车缓缓驶出枢纽站，拐上将军街。
　　
　　窗外的风景开始变得熟悉。那家“好运来”超市还在，招牌褪了色；那家网吧改成了电竞馆，霓虹灯在白天也亮着；慧慧最爱逛的两元店消失了，变成了一家宠物诊所。
　　
　　车过了两个路口，开始上坡。
　　
　　高尔山。卫校就在半山腰上。
　　
　　展旭记得这段上坡路。冬天如果下雪，9路车会打滑，有时需要乘客下来推车。他和慧慧都推过，混在一群学生中间，喊着号子，等车重新启动时，手冻得通红，但心里是热的。
　　
　　“以后我们买辆车吧，”有一次推完车，慧慧说，“就不用受这个罪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好，”他说，“买辆红色的，你喜欢红色。”
　　
　　后来他们分手了。后来他去了北京，真的买了车，但不是红色，是黑色。因为耐脏，因为不像红色那么扎眼，因为——红色会让他想起她说过的话。
　　
　　车到站了。
　　
　　“卫校到了，下车的乘客请往后门走。”
　　
　　机械的女声报站。展旭起身，下车。
　　
　　站在卫校门前的街道上，他有一瞬间的眩晕。不是生理上的，是时空错位带来的晕眩——眼前的卫校和记忆中的卫校重叠，又分离。
　　
　　校门还是老样子，只是重新刷了漆。铁艺大门紧闭，旁边的小门开着。门卫室换了窗户，里面坐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，正低头看手机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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