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七章 卧月轩顾若璞与那一卷未焚的稿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江南烟雨葬花魂
　　
　　江南的雨，从来不肯痛快地下。它落在杭州钱塘门内那条窄窄的石板巷里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霜。那霜不是冬日的霜，是秋日的霜——被西风磨薄了的、被月光冻硬了的、在卧月轩的窗纸上凝了又化、化了又凝的霜，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卷《卧月轩稿》，墨迹未干，纸就黄了，黄了又脆，脆了又碎，可她舍不得丢。
　　
　　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这条巷子的。巷子深得看不见头，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，墙根下长满了青苔，青苔厚厚的，软软的，像一层绿绒毯，踩上去要格外小心。墙头探出几枝木香藤，藤蔓密密匝匝地缠在一起，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，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。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，花瓣薄得像蝉翼，被雨打湿了，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，像泪痕，又不像是泪痕。我撑着伞，沿着巷子慢慢地走。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，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。
　　
　　我是来找一个人的。她叫顾若璞，字和知，号卧月轩主。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、女学者。她生于杭州钱塘，是顾友白的长女，黄茂梧的妻子，黄宗羲的朋友。她寡于中年，以文史自娱，教子成才，名动江南。她的诗集叫《卧月轩稿》，她的文集散落在明末清初的文献中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、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。她的一生，像这卧月轩的月光——不争不抢，不声不响，可它在那里，在那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，一寸一寸地亮，亮了一百年，又一百年，亮得比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头，更久，更远，更深。
　　
　　我沿着巷子一直走，走到巷子的尽头，看见一座小楼。楼不高，只有两层，白墙黑瓦，飞檐翘角。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，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——卧月轩。我站在楼下，仰头望着那块匾，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，滴在衣领里，凉凉的。我忽然想，三百年前，是不是也有一个人，在这样的雨天里，站在这里，仰头望着这块匾，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？
　　
　　我推开虚掩的门，走了进去。楼里空荡荡的，家具早已搬空了，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，桌上落满了灰尘。墙角放着一架古琴，琴弦断了，歪歪地靠在墙上，像一位断了腿的老人，在角落里静静地坐着，一言不发。我走到窗前，推开窗。窗外的院子里，种着一株芭蕉，叶子阔大，雨打在上面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像有人在低低地敲着一面年久失修的鼓。芭蕉叶上挂着水珠，亮晶晶的，像一颗一颗的泪。
　　
　　她出生的时候，明朝已经走了下坡路。那是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，张居正刚死不久，万历皇帝开始怠政，朝堂上党争初起，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。可她不知道。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她只是杭州钱塘一座老宅里的女娃子，在祖母的怀里，被乳母抱着，在回廊里走来走去，走到东，走到西，走到雨停了，天晴了，又下雨了。
　　
　　顾家是杭州的书香门第。她的父亲顾友白，字某，号某，是万历年间的秀才，以教书为生。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，顾若璞是家中长女，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。她三岁识字，五岁能诗，七岁能文，九岁能画。她的诗写得早，也写得好，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，对来访的客人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是我家和知写的。她才十岁。”客人们读了，啧啧称奇。有人说：“此女将来，必成大器。”有人说：“可惜是个女孩儿，若是个男孩儿，必中进士。”顾父听了，只是笑笑。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。他在乎的，是女儿的诗，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，留下来。他教她读《诗经》，读《离骚》，读汉魏六朝诗，读唐诗宋词。他告诉她：“诗不在多，在真。真的诗，不用写太多，一首就够了。”她记住了。她记了一辈子。可她写的诗，太多了。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。那些诗，藏在她的卧月轩里，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、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。她不给人看，可她自己看。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看到纸都皱了，看到墨都淡了，看到字都花了。那些字，是她用命写的。她舍不得丢。
　　
　　她十五岁那年，嫁了人。嫁的是同邑的黄茂梧。黄茂梧，字某，号某，是杭州的诸生。他工诗词，善书画，尤精小楷。他懂她的诗，懂她的词，懂她的心。她写了新诗，第一个给他看；他读了，会在诗稿的空白处，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。批语不长，只有几个字——“此句妙绝”，“此字可再酌”，“和知，你又瘦了”。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。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，那些诗会一直和着，那些茶会一直热着，那些灯会一直亮着。
　　
　　可她错了。
　　
　　黄茂梧后来病了。他的病，来得突然，来得凶猛。先是发热，然后咳嗽，咳血，最后卧床不起。她守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他的手冰凉，冰得像冬天的石头。她喂他吃药，他吃不下；她给他喂粥，他咽不下。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，一天一天地衰弱，心如刀割。她请了最好的医生，用了最好的药，可没有用。黄茂梧的病太重了，药石无效。他死了。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写完那首《白头吟》的冬天。她跪在灵前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她哭着说：“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那些批语怎么办？”可他听不见了。他永远地不回答了。那一年，她大概三十岁。她成了寡妇。她没有再嫁。不是她不想，是她不能。她是黄家的媳妇，是黄茂梧的妻子，是黄茂梧孩子的母亲。她不能做对不起黄家的事，不能做对不起黄茂梧的事。
　　
　　她把所有的精力，都放在了诗上，放在了学问上，放在了儿子身上。她的两个儿子，黄燮、黄炜，她亲自教他们读书。她教他们读《周易》，读《尚书》，读《诗经》，读《礼记》，读《春秋》。她教他们读史，读《史记》，读《汉书》，读《后汉书》，读《三国志》。她教他们读诸子，读《老子》，读《庄子》，读《韩非子》，读《孙子兵法》。她把自己所有的才学，都传给了这两个孩子；把自己所有的希望，都寄托在了这两个孩子身上。
　　
　　她在《卧月轩稿》中写道：“余自夫亡后，教子自娱。每夜分，寒灯荧荧，与两儿朗读声相和。儿问余：‘母何不寐？’余曰：‘儿未成，吾何能寐？’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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