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雪隔山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病房里的死寂，被窗外的寒风衬得愈发沉重。南乔那句“不用你们操心”的话，像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头，激起的不是涟漪，而是将他与两位姐姐之间最后那层摇摇欲坠的亲情薄纱，彻底击沉。南芳和南玉的匆匆离去，留下的不只是空旷的门口，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切割。
　　
　　接下来几天，市医院的账单如雪片般飞来。每一次缴费通知，都像在提醒南乔那个预估单上的数字并非虚言。母亲开始第一阶段的化疗，反应剧烈，呕吐、脱发、迅速憔悴下去，但精神偶有清醒时，却只反复念叨着“回家”、“太贵了”、“别治了”。这话像针一样扎在南乔心上，也落在一旁默默伺候的苏予锦耳中。
　　
　　亲戚朋友闻讯而来，探望之余，目光总不免掠过那些昂贵的进口药和仪器。几个上了年纪的叔伯，把南乔拉到走廊，拍着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：“小乔，孝心要有，但也得量力而行。你妈这岁数，这病情……西医这套，太伤人，也烧钱。不如带回家，好好养着，弄点好中药调理，止痛，人也少受罪。最后的日子，舒坦点比什么都强。”
　　
　　最初，南乔只是沉默地摇头。可这样的话听得多了，看着母亲在病榻上被化疗折磨得形销骨立，再看看银行卡里急速缩水的数字和苏予锦眼底下越来越重的青黑，他坚固的决心也开始出现裂痕。
　　
　　那天，主治医生找他谈话，语气平静而客观：“老人家的体质对化疗耐受性很差，继续下去，效果未必理想，生活质量却会极低。从医学角度，我们尊重家属的任何选择。如果考虑转为姑息治疗，减轻痛苦为主，也是负责任的做法。”
　　
　　姑息治疗这句话，彻底击垮了南乔最后一丝犹豫。
　　
　　回家的决定做得艰难而迅速。两位姐姐得知后，先后打来电话。南芳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：“小乔，你也别太倔，这样……也好。妈回家了，你俩照顾也方便。钱的事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有些难以启齿，“我和你三姐商量了，我们毕竟嫁出去了，家里也紧，但妈是亲妈，我们也不能不管。这样，以后每个月，我们两家，一家出300，合起来600，给你打过去，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给妈买点营养品。”
　　
　　一个月300。两个女儿，对晚期母亲的“心意”。南乔听着，连冷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没反驳，也没答应，只是沉默地挂了电话。苏予锦在一旁静静整理出院的衣物，闻言，手指只是几不可查地顿了一下，连头都没有抬。300元，在这个沉疴缠身的家庭面前，轻飘飘的，像是一个讽刺。
　　
　　那张轻飘飘却重如千斤的费用预估单，最终成了压垮南乔最后一根稻草的现实砝码。亲戚们“现实点”的劝告，医生关于“生活质量”的客观分析，以及母亲在化疗间隙痛苦清醒时，反复念叨的“回家、太贵、别治了”，像无数细密的绳索，勒得南乔喘不过气，也勒断了他最后一丝坚持。他做出了那个让内心撕裂、却看似“理智”的决定放弃医院天价的放化疗，带母亲回家，进行姑息治疗。
　　
　　回家的路，是另一种沉默的迁徙。母亲躺在面包车后座，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，意识半昏半醒。苏予锦坐在一旁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袋子，里面装着医生开的止痛药和简单的护理说明。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，如同他们正在逃离那座冰冷的医疗堡垒，却驶向另一片被病痛阴影笼罩的、熟悉的土地。
　　
　　家，因为病人的归来而被重新定义。空气里开始常年弥漫着苦涩的中药味。令人稍感慰藉的是，母亲的情况确实如医生所说，在停止激进治疗后，身体遭受的折磨性副作用减轻了。大多数时候，她能够自己慢慢起身去厕所，能用颤抖的手自己端起碗喝点粥，白天偶尔还能在苏予锦的搀扶下，在狭窄的客厅里走几步，晒晒太阳。这“生活还能自理”的表象，像一层薄薄的糖衣，包裹着内里日益腐朽的真实。
　　
　　苏予锦辞去了工作。这个决定几乎没有经过讨论，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必然。她成了这个家里24小时待命的“守护者”。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熬药，一日三餐变着法儿做尽量软烂、有营养的食物，督促母亲按时吃药，清洗换下的衣物，打扫被病气笼罩的房间。母亲虽能自理基本起居，但动作缓慢，时常打翻东西，精神不济时更需要人寸步不离地看顾。苏予锦像个无声的陀螺，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着，在灶台、病榻、水池之间旋转，迅速消瘦下去，脸上失去了最后一点血色，只剩下一种被过度消耗后的苍白和麻木。
　　
　　每月五号，如同设定好的程序，南乔的手机总会震动两下。南芳的300元，有时附言“给妈买点水果”；南玉的1300元，永远沉默，像一笔了无痕迹的债务清偿。这每月合计600的“支援”，成了这个家庭里一个荒诞而刺痛的存在。南乔看着那冰冷的数字，想起母亲病榻前那句“玉……别难……钱”，想起姐姐们急于撇清干系的嘴脸，只觉得一股恶气堵在胸口。他从未动用过这些钱，任由它们在数字账户里孤零零地躺着，仿佛那是某种需要隔离的、带着耻辱印记的施舍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母亲的药不能停。每天输止痛药、安神中药、必须的营养补充剂、日益增加的日常开销……每一样都需要钱。家底早已被医院掏空，南乔看着苏予锦身上那件穿了多年的旧外套，他知道，自己必须把整个家的重量扛在肩上。
　　
　　为了生活，南乔主动要求公司派自己去外地偏远地区做项目。
　　
　　这个决定，是在他连续第三个月看到工资条上那笔勉强覆盖药费和基本开销、却对任何意外都毫无抵抗能力的数字后，咬紧牙关做出的。公司会议室里烟雾缭绕，项目经理摊开一张地图，手指点在一个位于两省交界、被重重山岭标记的地方：“……这个风电基础建设项目，工期估计得四五个月，地方偏，路不好，信号也差。谁愿意带队去？驻场补贴和项目奖金比常规高百分之三十。”
　　
　　老板的目光扫过会议室里几个资历更老的工长，他们或低头喝茶，或面露难色。山区，长期，条件未知，意味着要远离家庭和熟悉的环境，面对各种不便和可能的棘手问题。就在项目经理眉头微蹙时，坐在角落一直沉默的南乔站了起来。他站得笔直，甚至有些僵硬，声音因为紧张而略显干涩，却足够清晰：老板，我去。”
　　
　　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，带着诧异和审视。南乔在公司的资历不算最深，技术也不是最拔尖，但踏实肯干、能吃苦是出了名的。老板看着他：“南乔，你想清楚，那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去至少小半年，中间轻易回不来。听说今年冬天那边雪大。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