倭哥的书店保卫战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知道倭哥的书店可能要拆迁，是在一个阴沉的十一月下午。
　　
　　那天我去书店还书——借了一本阿城《棋王》，看完后心里空落落的，想去和倭哥聊聊。推开门时，却看见他正在和两个穿西装的人说话，气氛不太对。
　　
　　“李老板，我们也是按程序办事。”年长的那位语气客气但不容置疑，“这条街整体规划，下个月就要开始评估了。您这书店……面积小，位置偏，评估价值不会高。”
　　
　　倭哥站在书架前，背挺得很直，长发遮住了侧脸。“这是我父亲留下的，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平静下有暗流，“不卖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们可以协商补偿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不是钱的问题。”倭哥打断他，“是记忆的问题。”
　　
　　那两人对视一眼，年轻的那个想说什么，被年长的拦住了。“我们再给您一周时间考虑，”年长的那位递上一张名片，“想通了打我电话。”
　　
　　他们离开时，风铃没有响——它还是坏的。门关上后，书店陷入一种紧绷的寂静。
　　
　　我走过去，把书放在柜台上。“怎么回事？”
　　
　　倭哥转过身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色——像是困兽被逼到墙角时的警惕与决绝。“要拆了，”他说，“整条街都要拆。建商业综合体，酒店、商场、写字楼。”
　　
　　他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狭窄的巷子。巷子两侧都是老平房，青砖灰瓦，有些墙皮已经剥落，露出里面的土坯。晾衣绳横跨巷子上空，挂着各色衣物，在初冬的风里微微摇晃。
　　
　　“我父亲1992年租下这里，”倭哥的声音很轻，像在自言自语，“那时候我刚上小学。他说：‘倭倭，我们开个书店吧，不图赚钱，就图有个地方放书，和有缘人分享。’”
　　
　　他指着门口那块斑驳的木招牌：“‘未名书店’，这名字是他取的。他说书不应该被定义，书店也不应该被定义。来的人，想看书就看，想买就买，想聊天就聊天。没钱买书的，可以拿东西换——鸡蛋、蔬菜、手工做的鞋垫，都行。”
　　
　　我环顾四周。书店确实老了，木地板踩上去会发出轻微的**，书架因为常年承重微微倾斜，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，形状像一朵祥云。但所有的书都排列整齐，分类清晰，每一本都被精心维护——包了书皮，修补了破损的书脊，夹着自制的书签。
　　
　　“小时候，我放学就来这里写作业。”倭哥走到最里面的那张书桌前，手指抚过桌面上的刻痕——那是一个歪歪扭扭的“李”字，是他七岁时用小刀刻的，为此被父亲罚抄了一百遍《三字经》。
　　
　　“父亲说，书店是时间的容器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，每一个读书的人都是一段历史。书店把这些世界和历史聚在一起，让它们对话，让它们交融。”
　　
　　他拿起桌上一本泛黄的《红楼梦》，翻开扉页，上面有铅笔写的字：“1995年冬夜读至此，窗外雪落无声。想起年少时爱过的人，今不知在何方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看，”倭哥说，“这不只是一个读者的批注，这是一段人生。书店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生片段——在书页的空白处，在夹着的车票里，在褪色的书签上。如果书店拆了，这些片段就散了，像沙子撒进海里，再也找不回来。”
　　
　　窗外开始飘起细雪，北京初冬的第一场雪。雪花轻轻落在巷子的青石板上，很快化成了水渍。
　　
　　“一周时间，”我说，“有什么打算？”
　　
　　倭哥沉默了很久。雪越下越大，从细雪变成了鹅毛大雪，纷纷扬扬，很快覆盖了巷子的屋顶和路面。
　　
　　“我要写一封信，”他终于说，“写给这条街，写给每一栋老房子，写给每一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。然后把它贴在书店门口，让所有路过的人都能看见。”
　　
　　接下来的三天，倭哥闭门不出。书店挂上了“暂停营业”的牌子，但他允许我进去。我看见他坐在那张老旧的书桌前，面前铺着宣纸，用毛笔写信。字很大，力透纸背。
　　
　　“致这条街：
　　
　　我在这里长大。
　　
　　巷口的槐树记得我爬上去掏鸟窝摔下来的哭喊，
　　
　　青石板记得我学自行车时留下的划痕，
　　
　　老墙上的爬山虎记得我每个夏天的身高。
　　
　　这里不是最好的地方——
　　
　　冬天冷，夏天热，雨天漏水，刮风进沙。
　　
　　但这里是我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我父亲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无数个读书人、爱书人、寻找安静的人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书店要拆了，
　　
　　但不是因为它没有价值，
　　
　　而是因为有些价值，无法被评估、被定价、被交换。
　　
　　就像记忆无法被拆迁，
　　
　　就像故事无法被清除，
　　
　　就像一本书被烧掉后，
　　
　　它的文字会在读过的人心里继续生长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我要守护这里。
　　
　　用我能想到的所有方式。
　　
　　李倭
　　
　　2023年11月15日”
　　
　　信写完后，倭哥真的把它贴在了书店门口。红纸黑字，在雪白的背景下格外醒目。
　　
　　奇迹般地，这封信引起了反响。
　　
　　先是隔壁理发店的王阿姨，六十多岁，在这条街理了四十年发。她看完信，眼睛红了：“小李啊，阿姨支持你。我那个店也接到通知了，但我没文化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你说出了我的心声。”
　　
　　然后是巷子深处的裁缝铺张爷爷，八十岁了，耳背，但眼睛还亮。他拄着拐杖来到书店，用颤抖的手在信纸下方签了自己的名字。
　　
　　接着是水果摊的刘叔、修鞋的李师傅、卖煎饼的赵大姐……短短两天，信纸下方签满了名字，还贴了许多小便签：
　　
　　“我在这里住了五十年，不想走。”
　　
　　“孩子在这里长大，这里有他的童年。”
　　
　　“拆了这里，我们去哪里？”
　　
　　“城市需要发展，但也需要记忆。”
　　
　　第三天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附近大学的历史系教授，姓陈，是书店的常客。
　　
　　“李老板，”陈教授握着倭哥的手，“你这封信写得好。我已经联系了几个搞文化遗产保护的朋友，还有媒体记者。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地方消失。”
　　
　　第四天，记者真的来了。扛着摄像机，举着话筒。倭哥不善言辞，但说到书店时，眼睛里有了光：“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，它是一个社区的记忆枢纽。老人来这里聊天，孩子来这里写作业，失意的人来这里寻找慰藉，快乐的人来这里分享喜悦。如果这样的地方都留不住，我们留住的到底是什么？是高楼大厦的冰冷外壳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联结？”
　　
　　采访播出后，事情有了转机。城市规划部门派人来重新评估，说是会“考虑文化价值”。
　　
　　但倭哥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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