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39章 掠金银矿藏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“甲斐国黑川金山，倭人旧矿洞已清理完毕，新炉在建，预计下月可出金。”
　　
　　“出羽国小坂银山，矿脉极富，然地处深山，道路难行，已征发民夫三千，开凿道路，并派兵一队驻守……”
　　
　　李瑾听着汇报，看着地图上一个个被标记出来的、代表矿点的红色圆圈，脸上并无太多喜色，只有一种沉静的、一切尽在掌握的笃定。他知道，这些流淌出的金银，才是此战最实在的收益，也是未来控制倭国、支撑更大野心的基石。
　　
　　“传令崔器及各矿场主事，” 李瑾指示行军司马，“开采冶炼，一应以安全、高效为首要。可酌情提高熟练工匠及倭人监工之待遇，以激励其心。然，对征发劳役，需严加看管，防止逃亡、暴动。各矿场驻军，务必提高警惕，若有胆敢破坏矿山、煽动滋事者，无论何人，立斩不赦，并追究其主家连坐之责！”
　　
　　“所得金银铜料，除留小部于当地用于支付必要开支及驻军饷额外，大部需定期运送至难波津或博多津，由水师战舰押运，送回登州，再转送洛阳。运输路线、时间需严格保密，沿途加强护卫。”
　　
　　“另，” 李瑾补充道，目光锐利，“严查各矿场吏员、军士贪墨、私贩矿料之行为。一经发现，无论官职大小，立按军法从事，籍没家产。朝廷与将士们跨海血战所得，不容硕鼠窃取！”
　　
　　“是！” 行军司马凛然应诺。
　　
　　随着矿监司在各矿点展开工作，大批的金银开始从倭国的山川中流淌出来，汇聚到奈良、难波津的临时府库。这些黄白之物，不仅直接冲抵着战争赔款，更以最直观的方式，彰显着大唐统治的“实效”。倭国的贵族、官吏们，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可能属于他们的矿藏，被唐人以绝对的力量和技术优势夺走，财富如水般流出倭国，心中滋味复杂。有些人暗中怨恨，但更多的人，在恐惧和利益的权衡下，选择了合作甚至主动投靠。
　　
　　一些地方豪族，主动献上自己领地内疑似有矿的地图，或派出子侄、家臣，协助唐军维持矿场秩序、征发劳役，以换取一个“协理”、“监工”的头衔和微不足道的分成，或仅仅是保全家族平安。唐人也乐得利用这些“地头蛇”，以减少管理成本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共生关系：唐人居于顶端，掌控技术和武力；合作的倭人豪族作为中间阶层，负责具体管理和镇压；最底层的，则是无数被强制征发、在恶劣条件下劳作至死的倭国平民、囚徒、奴隶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并非所有人都甘心接受。在一些偏远矿区，也曾爆发过小规模的劳役暴动或当地豪族煽动的袭击。但在唐军精锐小队和“霹雳火器”（小规模战斗中使用的手掷雷和火枪）的镇压下，这些反抗如同投入火把的雪花，瞬间消融。参与者被残酷处决，其家族被连坐，土地被没收，人口被贬为官奴，发往更艰苦的矿场。血腥的镇压，让反抗的成本变得极高，渐渐地，公开的抵抗越来越少，转为暗地里的消极怠工或零星逃亡。
　　
　　掠夺是系统而高效的，但李瑾的眼光，并未仅仅停留在掠夺上。在一次与矿监司主事崔器的谈话中，他提到了更长远的方向。
　　
　　“金银虽好，然终有采尽之日。且长途转运，耗费亦巨。” 李瑾指着地图上标注的矿点，“汝等在开采之余，需留意记录矿脉走向、矿石种类、伴生之物。倭国多山，除金银外，铜、铁、铅、硫磺等，亦不可忽视。尤其硫磺，乃火药必备之材，需寻稳定矿源，加大开采。可尝试在倭地就地建立一些工匠坊，利用其木炭、水力，将部分矿石粗炼，再运回大唐，以省运力。”
　　
　　“此外，” 李瑾沉吟道，“倭人之中，若有心灵手巧、肯学肯干之矿工、匠人，可稍加笼络，传授其一些粗浅技艺，以为我用。未来，或可于倭地设‘匠作所’，专司兵器修缮、农具打造乃至船舶维护，使其能稍稍自给，减轻我大唐负担。然核心技艺，如精炼、火药配制、军器制造，绝不可外泄。”
　　
　　崔器心领神会：“大帅高瞻远瞩。下官明白，既要取其利，亦要逐步使其能为大唐所用，成为海外之一臂助，而非纯粹之负累。”
　　
　　掠夺，是为了滋养母国；而有限的、可控的技术转移和本地化生产，则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，并逐渐将倭国经济捆绑在大唐的战车上，使其难以脱离。这远比单纯的杀鸡取卵更为高明，也更具可持续性。
　　
　　当第一批满载银锭的运输船，在唐军战舰的护航下，离开难波津，驶向茫茫大海，驶向登州，驶向洛阳时，它们运载的不仅仅是贵金属，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：跨海征伐倭国，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，更是一场利润空前丰厚的投资。倭国地下的财富，正通过唐军建立的体系，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唐，充实着帝国的国库，也为李瑾和武媚娘心中那个更宏大的蓝图——走向更广阔海洋——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　　
　　奈良的秋风中，仿佛都带上了一丝金银的冷冽气息。倭国，这个曾经怀揣着“日出处天子”梦想的岛国，正在以一种它未曾预料到的方式，被深刻地改变着。它的山川，在为征服者产出财富；它的人民，在征服者的驱使下改造着自己的土地。而这一切，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