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章灾难年：水、火与背叛 (第2/2页)
小威廉在海牙海军部听到骚乱声时，正在计算最后一批弹药库存。他冲到窗口，看到人群举着火把和棍棒，向监狱方向涌去。
“他们要去哪里？”他问一个年轻军官。
“监狱……德·维特的弟弟科内利斯关在那里，等待审判。”军官脸色苍白，“他们说要用‘人民正义’代替法律。”
小威廉抓起外套冲出去。他不是德·维特的支持者——事实上，他反对德·维特的许多政策——但他相信法律和秩序。没有这些，荷兰和野蛮国家有什么区别？
但他迟到了。当他赶到监狱时，看到了一生中最恐怖的场景：暴民冲破了守卫，拖出了科内利斯·德·维特，用棍棒、石头、甚至刀剑攻击他。鲜血溅在鹅卵石上，在火把光下黑得像油。
小威廉想冲上去，但被人群推挤得无法靠近。他看到了熟悉的面孔——邻居、商人、甚至一个曾经在他公司工作的水手——那些平时温和的人，此刻脸上扭曲着疯狂的仇恨。
科内利斯死了，尸体被拖走，像屠宰场的牲畜。
第二天更糟。扬·德·维特去医院看望弟弟的尸体时，被同一群暴民围困。守卫袖手旁观。小威廉在海军部听到消息，请求德·鲁伊特派兵干预。
“我不能，”老将军沉重地说，“民兵拒绝服从命令。这是……政治。”
小威廉独自骑马冲向医院，但再次晚了一步。他看到了扬·德·维特的尸体——被枪杀，然后被肢解，心脏被挖出，尸体倒挂在绞架上。暴民在欢呼，孩子们在笑。
他下马，跪在街角呕吐。不是因为血腥，而是因为那种彻底的崩溃感：荷兰共和国，那个建立在法律、宽容、商业理性基础上的国家，刚刚在街头谋杀了自己的领导人。
一个老人走到他身边，递给他一块布。小威廉抬头，认出是德·维特家的老仆。
“先生，您认识大议长？”老人轻声问。
“不算朋友……但他是荷兰人。我们不该这样对待自己人。”
老人看着远处仍在欢呼的人群：“荷兰人？也许我们从来不是‘一个’民族。只是利益把我们暂时粘在一起，现在压力大了，胶水就裂开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小威廉在海军部宿舍写信给儿子，但写了几句就撕掉了。他能说什么？“国家在崩溃，我们在自杀，但希望你能在海上打胜仗”？
他走到德·鲁伊特的办公室。老将军独自坐着，盯着地图，手里拿着一杯酒——罕见的景象。
“将军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”
德·鲁伊特抬头，眼睛里有血丝，但依然清醒：“希望？不知道。但责任还在。只要还有一艘船能浮起来，一个要塞能守住，一个水闸能打开，我们就要继续。”
“为了什么？”
“为了那些相信荷兰应该存在的人。为了你莱顿的姑姑，为了我泽兰的孙子，为了……”他停顿，“为了证明我们不只是会赚钱的商人，也会在必要时拼命。”
八月，转机以最荷兰的方式到来：水和钱。
在法国军队距离阿姆斯特丹只有四十公里时，水闸终于全面开启。荷兰人亲手淹没了自己最富饶的土地——一种绝望的、壮烈的自残。
效果立竿见影。法国陆军的大炮、辎重车、骑兵，在突然出现的浅湖前停滞。他们可以试着乘船，但荷兰的小型炮艇在熟悉的水道中神出鬼没。
同时，德·鲁伊特在海上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。在特塞尔海战中，他率领劣势舰队击退了英法联合舰队，保住了海上补给线。
但真正的拯救来自外交——和金融。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动用了他们最强大的武器：信贷。他们向西班牙皇帝、德意志诸侯、甚至法国国内的反战派提供贷款、贿赂、承诺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反法联盟网络。
“我们在用路易十四自己的钱来打败他。”卢卡斯叔叔（如果他还活着会这么说）的继任者——一个年轻的金融顾问——向小威廉解释，“法国国债已经很高，战争花费巨大。如果我们能让他借不到更多钱……”
“而我们可以一直借钱，因为我们信用好。”小威廉明白了。这真是最荷兰式的战争：用账本对抗大炮。
九月，年轻的威廉三世——奥兰治亲王，二十二岁——被任命为共和国执政和陆军总司令。这不是因为他有经验（他没有），而是因为他象征着团结：奥兰治家族的传统，加尔文主义者的偶像，反对德·维特“软弱政策”的旗帜。
威廉三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视察莱顿。卡特琳娜被邀请参加接待——作为“围城幸存者后代和农业专家”。
年轻的执政瘦高，脸色苍白，有严重的哮喘，但眼神锐利如鹰。他听取了卡特琳娜关于粮食储备和土地恢复的报告，然后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：
“夫人，如果您必须选择，是保住土地，还是保住国家？”
卡特琳娜毫不犹豫：“国家，殿下。土地是母亲，但国家是家园。母亲可以受伤后愈合，家园一旦失去，就无家可归了。”
威廉三世点头：“那么请继续您的工作。战后我们需要尽快恢复土地——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”
离开时，玛丽亚小声对母亲说：“他看起来很……冷酷。”
“我们需要冷酷，”卡特琳娜回答，“温柔的时代结束了。”
1672年冬天，局势陷入僵持。
法国控制了南部和东部大片领土，但无法突破“水线”进入荷兰核心区域。英国海军继续封锁，但无法彻底切断补给。荷兰共和国像一株被砍掉一半枝叶但根系依然深厚的橡树——受伤，但没死。
圣诞节前，扬叔叔被法国人释放了——作为“文化交换”的一部分。他带回了在占领区完成的十几幅画作。
家族在海牙重聚。所有人都变了：扬叔叔瘦了，脸上有俘虏营留下的阴影；小威廉眼中有挥之不去的海牙暴乱场景；扬二世手臂上缠着绷带，眼神空洞；卡特琳娜和玛丽亚则有一种土地工作者特有的坚韧。
他们一起看扬叔叔的画。最震撼的一幅是《背叛之城》：画面中，一个荷兰城镇向法国军队投降，市长在递交城门钥匙，当地商人在向法国军官献礼，而背景里，普通市民面无表情地看着。
“乌得勒支？”小威廉问。
“很多城镇都这样。”扬叔叔说，“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‘共和国’牺牲。特别是当共和国看起来要输的时候。”
另一幅画是《水线》：前景是法国士兵在齐腰深的水中挣扎，中景是荷兰炮艇在芦苇丛中开火，远景是风车和教堂尖顶——依然屹立。
“这是我被释放前画的，”扬说，“法国军官允许我画，因为他觉得这场景‘有趣’。他说：‘你们荷兰人真是疯子，宁可淹了自己也不投降。’我回答：‘我们不是疯子，只是会计师。我们计算过，淹水的成本低于被征服的成本。’他笑了，但我觉得他没懂。”
家族晚餐时，他们讨论了未来。
“战争还会持续，”小威廉说，“但最坏的时期可能过去了。法国人发现征服荷兰比想象中难，英国人发现我们的海军依然能打。”
“但我们失去了三分之一国土，”扬二世说，“成千上万人死亡，经济崩溃，政治分裂……这能叫‘最坏时期过去’吗？”
玛丽亚拿出最新的实验数据：“被淹的土地盐碱化程度比预期轻。如果我们明年春天开始种植耐盐作物，三年内可以部分恢复生产。”
“三年，”卡特琳娜重复，“我们能撑三年吗？”
没有人回答。窗外开始下雪，海牙的街道渐渐变白，像要掩盖这一年的所有血迹和伤痕。
小威廉走到窗前，看着雪花飘落。他想起了祖父老威廉，那个经历了八十年战争的老人。祖父会怎么看待这一年？也许他会说：荷兰就像北海的天气，总有风暴，但风暴过后，风车还会转，运河还会流，商人还会算账。
但这次不同。这次风暴动摇了根基。
“我们需要新的计算，”小威廉对家人说，“不仅算利润和损失，也算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。如果只是‘海上马车夫’，那么我们输掉一些船、一些殖民地、一些市场份额，都可以接受。但如果我们是‘共和国’——建立在法律、自由、宽容之上的共和国——那么我们必须扪心自问：我们还配得上这个名字吗？”
那天晚上，小威廉在祖父的老账本边缘写下新的笔记：
“1672年，灾难年。我们失去了土地、生命、团结，但还没失去一切。因为水的阻隔，因为德·鲁伊特的坚韧，因为银行家的诡计，因为普通人的顽强。但最重要的是：因为我们选择了淹没而非投降。这是一种疯狂，也是一种智慧——荷兰式的智慧：宁可暂时失去一切，也不永久失去自己。
代价巨大。伤口会留疤。但疤痕会提醒我们：我们活下来了。现在，必须学会如何带着伤疤生活。”
他合上账本。窗外，雪越下越大，覆盖了街道，覆盖了血迹，覆盖了这个破碎但依然呼吸的国家。
灾难年结束了。但重建的时代——更艰难、更复杂、更需要智慧的时代——才刚刚开始。
荷兰共和国还活着，但永远不再是原来的样子。
就像一个人经历了重病：幸存下来，但知道了自己的脆弱。从此以后，每一步都要更谨慎，每一次呼吸都要更珍惜。
风在呼啸，雪在飞舞，漫长的冬天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