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章灾难年：水、火与背叛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1672年
　　
　　后来，当历史学家们试图描述1672年时，他们会用一个简洁的词：Rampjaar，灾难年。但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，那不是一个词，而是一千种不同的崩溃——像一面巨大的彩绘玻璃窗，被石头击中后，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碎裂。
　　
　　三月，法国正式宣战。四月，英国跟进。五月，明斯特主教和科隆大主教这两个德意志小国也加入了围攻——就像豺狼看到狮子扑倒水牛后，跑来想分一口肉。
　　
　　“我们被四个国家同时攻击。”小威廉在海牙海军部的地下作战室说，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上，红色箭头从南、西、东三个方向刺向荷兰共和国，“历史上从未有过。”
　　
　　德·鲁伊特将军——现在六十岁，头发全白，但眼睛像淬火的钢——用木棍戳着地图：“法国陆军从南边来，英国海军从西边来，德意志联军从东边来。好消息是：他们不可能协调一致。坏消息是：我们也不可能同时防守所有方向。”
　　
　　房间里挤满了军官、省代表、文官，空气混浊得像暴风雨前的沼泽。各省的代表们终于停止了争吵——因为恐惧是一种高效的统一剂。
　　
　　“水闸计划准备好了吗？”荷兰省大议长扬·德·维特问。他看起来苍老了十岁，眼袋浮肿，但声音依然保持着他作为数学家的精确。
　　
　　“泽兰和荷兰省的主要水闸随时可以开启。”水利工程师报告，“但乌得勒支省和格尔德兰省的代表还在犹豫——淹没他们的土地意味着毁掉今年的收成，甚至永久盐碱化。”
　　
　　“如果法国人来了，他们连土地都没了！”德·鲁伊特吼道，“告诉那些农民，是暂时失去田地还是永远失去自由！”
　　
　　但说服工作进展缓慢。荷兰共和国这个“联省”体制，在和平时期是精巧的分权制衡，在战争时期就成了瘫痪的七头怪兽——每个头都想往不同方向跑。
　　
　　与此同时，在乌得勒支省边境，扬叔叔正经历着艺术生涯中最奇特的委托。
　　
　　他被派往边境要塞，为守军画肖像——“提升士气”，军方说。但当他到达时，发现士气已经低到需要用铲子从地里挖出来。
　　
　　要塞指挥官是个肥胖的弗里斯兰人，一边啃着香肠一边说：“范德维尔德先生，您最好画快点。法国人离这里只有三天的行军距离。听说路易十四的军队有十五万人——我们这里只有三千，而且一半是新兵，连枪都不会装。”
　　
　　扬支起画架。他决定不画传统的英雄肖像，而是画一幅集体场景：士兵们在加固城墙，农民在帮忙搬运物资，牧师在分发圣经，炊事兵在大锅前搅动——日常的、卑微的、但顽强的准备。
　　
　　第三天早晨，他刚完成素描稿，地平线上出现了烟尘。
　　
　　不是法国人——是难民。成百上千的农民，推着装载全部家当的手推车，赶着牲畜，搀扶着老人孩子，从南边涌来。
　　
　　“布雷达陷落了！”一个满身尘土的男人哭着喊，“法国人屠杀了守军，城市在燃烧！”
　　
　　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要塞指挥官下令关闭城门，但城外的难民哭喊着，母亲举起婴儿，老人跪地哀求。
　　
　　扬放下画笔，走到城墙上。他看到指挥官脸色惨白地下令：“开……开门。放妇女儿童进来。男人……男人留在外面准备战斗。”
　　
　　那天晚上，扬修改了画作。在原有场景上，他加上了城墙外的人群——模糊的、绝望的、无数张脸孔。他给这幅画起了个临时标题：《选择的重量》。
　　
　　但重量很快就压垮了选择。两天后，法国先头部队出现在视野中。不是想象中的盔甲闪亮的骑士，而是穿着蓝色制服、纪律严明、配备新式燧发枪的专业军队。
　　
　　守军坚持了一天。当法国大炮开始轰击城墙时，指挥官决定投降——“为了避免无谓的屠杀”，他说。
　　
　　扬被俘了，与其他平民一起被关在教堂里。一个法国军官——年轻，优雅，会说流利的荷兰语——认出了他。
　　
　　“范德维尔德先生！我在凡尔赛见过您的画！”军官惊喜地说，“您怎么在这里？”
　　
　　“记录历史，”扬平静地回答，“虽然现在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”
　　
　　军官笑了：“那么您将有独特的机会记录法国的胜利。路易十四陛下欣赏艺术，您会被妥善对待的。”
　　
　　但扬要求继续完成他的画。军官好奇地同意了，甚至提供了新的画布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在法国占领的乌得勒支要塞里，荷兰画家继续作画。现在画面变了：法国士兵在巡逻，荷兰平民在排队领取“占领许可证”，当地合作者在帮忙维持秩序。
　　
　　军官来看进展时，评论道：“您画得很……客观。没有丑化我们，也没有美化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只是画我所见，”扬说，“而真相总是复杂的。”
　　
　　在海上，情况同样绝望。
　　
　　扬二世所在的“荷兰七省号”正与英国舰队在北海激战。德·鲁伊特试图打破英国对荷兰海岸的封锁，但英国战舰数量占优。
　　
　　炮战中，扬二世的职责是协调甲板与炮舱之间的通讯。硝烟刺眼，噪音震耳欲聋，但奇怪的是，他感到一种冰冷的清晰——就像他父亲计算风险时的那种状态。
　　
　　“左舷中弹！三号炮位损坏！”
　　
　　“医护兵！这里有人受伤！”
　　
　　“英国‘胜利号’正在逼近，准备接舷战！”
　　
　　扬二世抓起一把弯刀——他不擅长这个，但别无选择。当英国水手跳过船舷时，他看到了对方的脸：年轻，可能比他还小，眼睛瞪大，嘴里喊着听不懂的英语。
　　
　　他们扭打在一起。扬二世感到刀锋划过手臂的灼热，但也感到自己刺中了什么。那个英国水手倒下了，眼睛里的光芒熄灭，像蜡烛被吹灭。
　　
　　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。荷兰舰队勉强突围，但损失了七艘船。“荷兰七省号”受损严重，勉强驶回特塞尔岛维修。
　　
　　在医务室包扎伤口时，扬二世看着自己颤抖的手。他想起了巴达维亚，想起了VOC士兵杀死当地人的场景。现在他也杀了人。区别是什么？为了国家而不是公司？为了防御而不是扩张？这些区别在死者眼中重要吗？
　　
　　德·鲁伊特将军来视察伤员，在他床前停住：“你是范德维尔德家的人？”
　　
　　“是的，将军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祖父是威廉·范德维尔德，那个莱顿的鲱鱼商人？”
　　
　　扬二世点头。
　　
　　德·鲁伊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祖父那一代人为自由而战。我们这一代人要为生存而战。记住这个区别，它会让你的刀更稳。”
　　
　　但扬二世不确定。他手臂上的伤口在痛，但更痛的是那种逐渐蔓延的怀疑：他们真的在为了“荷兰”而战吗？还是为了阿姆斯特丹商人的钱袋？为了各省议会的权力？为了一个已经在腐败的共和国理想？
　　
　　在莱顿，卡特琳娜和玛丽亚正面临另一种危机。
　　
　　六月初，消息传来：法国军队突破了主要防线，正向荷兰省核心区域推进。莱顿市长召集紧急会议，讨论“水淹计划”。
　　
　　“如果我们打开所有水闸，”水利工程师指着地图，“从莱顿到阿姆斯特丹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将变成浅湖。法国陆军无法通过，但我们的农田、村庄、道路也会被毁。”
　　
　　“要淹多深？”一个农民代表问。
　　
　　“至少一米。持续多久？不知道。可能几个月，可能几年。土地会盐碱化，需要一代人才能恢复。”
　　
　　会议室里炸开了锅。农民反对，商人反对，连牧师都反对——“上帝赐予我们土地，不是让我们亲手毁掉它！”
　　
　　但卡特琳娜站了起来。六十五岁的她，头发全白，背微微佝偻，但声音依然清晰：
　　
　　“五十年前，莱顿被西班牙人围城。我父亲当时在这里。他们吃老鼠，吃皮革，但没投降。为什么？因为投降意味着失去一切——不仅是土地，还有信仰、自由、做荷兰人的权利。”
　　
　　她停顿，看着一张张焦虑的脸：“水淹土地是可怕的。但被法国人占领更可怕。路易十四不允许宗教自由，不允许城市自治，不允许商人行会。他会把荷兰变成法国的又一个省——富饶，但失去灵魂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我们的土地呢？”一个农民喊道。
　　
　　“土地可以恢复，”玛丽亚站起来补充，“我们已经在试验耐盐作物，包括改良的土豆和向日葵品种。如果——当——我们收回土地，我们可以帮助大家重建。但如果我们失去国家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　　
　　投票进行。结果微弱多数通过：准备开启水闸，但只有在法国军队确实逼近时。
　　
　　散会后，卡特琳娜和玛丽亚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。
　　
　　“母亲，您真的认为我们能恢复被淹的土地吗？”玛丽亚轻声问。
　　
　　卡特琳娜看着窗外的莱顿街道，运河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烁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有时候，选择不是在好和坏之间，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。我们选择暂时的毁灭，而不是永久的奴役。”
　　
　　她想起了哥哥老威廉，想起了围城，想起了那些艰难的计算。历史在重复，但这一次，荷兰人准备好了吗？
　　
　　最深的伤口来自内部。
　　
　　七月，海牙爆发骚乱。愤怒的民众指责德·维特兄弟——大议长扬·德·维特和他的弟弟科内利斯——软弱、无能、甚至“通敌”。谣言像野火一样蔓延：德·维特家族是秘密天主教徒，他们故意让荷兰输掉战争，好让法国人来恢复“真正的信仰”。
　　
　　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煽动暴民。奥兰治派（支持年轻的威廉三世恢复执政地位）趁机推波助澜。荷兰省民兵分裂了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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