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0章 《风声》 (第1/2页)
在这份名为《中国思想研究》的文稿上，钱忠书写道：
“解放后，我以为文坛几乎没有什么大作出现，以前我认为是习气的原因。”
“1979年，我访问美国，见到作家夏志清。他问我，郭莫若为什么要写‘贬杜扬李的书？’，我说，因为上面的人喜欢‘三李’，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，反而不喜欢杜甫，认为太苦气。于是，郭莫若写了这样的书。”
“后来，有人告诉我。郭莫若写《李白与杜甫》是他的个人趣味，未必是投其所好，我误会了郭莫若。他是这样讲的，他当时在研究甲骨文，自然要维护郭莫若的名誉！殊不知我听后对郭莫若更为失望，我以为他连审美都存在问题。”
“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在过去的几十年，中国文学谈不上融入世界，所作的无非是对西方文学的再模仿，我认为这根本上是作家思想上的混乱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应当信仰什么，只是在发泄怨气！他写的文章当然也误人子弟。”
“还好！不全是这样。在这凄苦的土壤上，忽的生出来一根独苗，居然凭借自己还长成了一颗不小的树木，成了气候！我现在要谈到的人，就是那个说我误会了郭莫若的人，他与我解释别人的过错，让我尤其觉得荒唐。”
“因为他远比他解释的人来得重要。想必你们已知道这个人是谁？对的，是余切。”
余切看后心脏狂跳！
这是他第一次深刻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历史。而且是一个名人，一个顽固刻薄的人。
早年间的刘芯武如何？
没有余切，他也无法在《人民文学》体面的退去，刘芯武那一套始终要被人驳倒的。
查良庸又如何？
在千禧年后，查良庸来大陆访问，学生们已经回过味来，发觉他中夹带的私货，要求他道歉。
路垚自己也会得到茅盾文学奖，晚两年罢了。
苏彤、余桦、管谟业同样会成为八零年代的中坚砥柱，晚四五年。
余切只是引导了他们，时代本身会成就他们。
唯有钱忠书不一样。
他整个后半生都十分低调，绝不可能在任何公开场合抓到他的把柄，尽管这期间他一直孜孜不倦的表达他的态度，但他绝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。
余切落选诺奖的事情，让全体华人都感到愤慨，他以为半隐居状态下的钱忠书并不关注。然而恰恰相反，这件事情改变了钱忠书的后半生。他开始积极的表达观点起来。
三天时间，余切坐船前往渝市主城的时候，张俪又打电话来告诉他，钱媛写信给了他。
“拆开吧！”余切说。
张俪拆开后，原来是钱媛对余切的致谢，以及那一张钱忠书留给钱媛的纸条。
“我被瓮中捉鳖了！但我要说明，囡囡，这次不是因为你！”
现在这张纸条已经不是钱忠书的辩词，而是他的自白。
他的确不是因为女儿才来研究“余切”的，他早就在等这么一次机会。
到底是因为什么？
余切觉得奇怪。
也许是因为“融冰之旅”上，钱忠书被余切带飞了，这个孤僻古怪的老头，居然意外的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美名——真正的以文学改变历史。他自此彻底放飞自我。
也许是因为他的个人喜好，钱忠书此前表示他觉得“《出路》这些书还不错。”
总之，以《文艺报》这篇研究稿为号角，钱忠书发了多篇夹叙夹议的研究稿。这是他的特色，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稿，还不像将来那样在学术上较为规范，作者总是忍不住流露出个人情感来。
有时甚至通篇都是作者的自我回忆。
在一篇《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再议》上，钱忠书说：“我年少时阅读大量英文原版书籍，通晓西方哲学、心理、美学等常识，发觉出其中的奥妙来！而今天的作家竟然连英文也不晓得！然而，他们堂而皇之的用中译本来书写想象中的现代文学！试想，这样的被人咀嚼过的二次废料可以在原产地得到欢迎吗？”
这篇文章里，钱忠书已经把这一时代的大部分作家都否定了。
但他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。
八十年代的实验性文学，都是雷声大，雨点小。他们的作品就像是摇滚乐队创作的抒情曲，最后是那些“不务正业”的现实类，反而真正的流传下来。
余切既然得到了《红岩》原稿，他自然花了两天时间在渣滓洞参观。
1988年起，渣滓洞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。余切先后参观了刑讯室，牢房以及历史照片。
陪同他的人是《红岩》文学期刊原编辑黄兴邦。
现在黄兴邦已经退休，他生涯最骄傲的事情，就是发掘出了余切。
“余老师，现在我们《红岩》杂志也不好卖了，你越来越好了。本地的作家来我们杂志社拜访，说的都是你几年前的故事。”
“我有什么故事可以拿来说？”
“很多……你第一次就投省刊，你和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大吵一架！你躲去南疆，你用一把手枪彻底扭转局势，你打通了和马尔克斯的电话……你站在波哥大山顶向外眺望……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
黄兴邦说得心驰神往，时不时停顿下来回味。他说得自己都被打动了。
余切忍不住道：“他们说的就像一个戏剧的传奇人物，我自己都不认得我自己了。”
“是啊！”黄兴邦感慨道。“然而，你却是我们身边的人物。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，我看向天空，我觉得天空很近；我看向你，然而，我觉得你很远。”
渣滓洞是一个特别冷的地方，它建在歌乐山脚下，潮气很重。三面环山一面临沟，地理位置上极为压抑，黯淡无光。尤其是在11月份。当地下了好几天的雨，不仅显得萧瑟，还减少了本来就不多的阳光。
“囚犯”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，一间不大的屋子，最多要住上十八个人！人在里面，长期处在缺氧环境下，力气全无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“囚犯”之间互相约定绝不出卖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放弃希望。
哪怕这希望不在他们本人的身上。
这是一种传承的意志。余切渐渐的感觉到了。
1949年的新年，烈士们在简陋的牢房中，组织起了一场别样的“新春诗会”，在这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外界的大好形势，热情期待着将来的完全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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