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四日、大火与梅德韦河的耻辱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第十三章四日、大火与梅德韦河的耻辱
　　
　　1665-1667年，北海-伦敦-阿姆斯特丹
　　
　　如果说第一次英荷战争是两位绅士在决斗前礼貌地互报家门，那么第二次就是两位醉汉在狭窄酒馆里抄起手边一切东西互殴——毫无章法，只求把对方脸按进泥里。
　　
　　1665年3月，英国正式宣战。理由清单长得像荷兰的运河网：殖民地争端、贸易摩擦、《航海条例》违反、甚至还有“荷兰渔船在英国海域偷捕鲱鱼”——这个指控让阿姆斯特丹的鱼贩子们大笑不止，毕竟他们五十年前就为鲱鱼和西班牙人打过仗。
　　
　　小威廉坐在海军部后勤办公室，盯着墙上的北海海图。四十九岁的他，鬓角已白，但眼睛仍像年轻时一样能穿透迷雾。他的头衔是“特别物资调配顾问”，任务很简单：确保德·鲁伊特将军的舰队有足够的炮弹、腌肉和——最重要的——干燥的袜子。
　　
　　“袜子？”年轻的文书困惑地问。
　　
　　“水手在潮湿袜子里泡一周，脚会烂掉。烂脚的水手不能攀缆绳、不能装炮弹、不能接舷战。”小威廉头也不抬，“所以，袜子是战略物资。去查查莱顿的纺织厂库存，还有，让他们加紧生产羊毛袜——透气，吸湿。”
　　
　　这种务实到近乎琐碎的关注，是范德维尔德的家族传统。老威廉在莱顿围城时数过老鼠，小威廉在战争期间数袜子。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建基于这些卑微的细节。
　　
　　扬叔叔的画室变成了非官方的战争情报中心。作为唯一被允许随舰队出海的平民画家（特龙普将军的特许由德·鲁伊特继承），他带回了第一手的前线素描。
　　
　　“英国的新战舰‘皇家查尔斯号’有八十门炮，”扬在家族晚餐上展示速写，“但转向笨拙。我们的‘七省号’只有八十门，但船体更窄，更灵活。就像……一个胖骑士和一个敏捷剑客的区别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胖骑士一拳就能打死人。”卢卡斯叔叔担忧地说。他刚清算了家族信托基金的VOC持股，只保留百分之十，其余转投国内造船和军工。股价因此小幅下跌，但避免了后续更大的损失——VOC在亚洲同时对抗英国和当地起义，利润锐减。
　　
　　卡特琳娜姑姑和玛丽亚表姐的向日葵实验遇到了意外推广：海军部订购了大量向日葵籽油，用于腌制鱼肉和润滑枪械。
　　
　　“至少我们的研究没白费。”玛丽亚在莱顿实验室里搅拌着一锅油说，“但母亲，我担心战争持续太久的话，农民会放弃轮作，只种短期作物。”
　　
　　卡特琳娜翻看着各地农庄的报告：“已经在发生了。泽兰省报告土豆连作病害爆发，产量下降三成。但面包价格在涨，所以农民继续种小麦——即使知道土地在衰竭。”
　　
　　这就是战争的双重侵蚀：消耗现在的资源，也透支未来的根基。
　　
　　1665年6月，第一次重大海战在洛斯托夫特爆发。结果对荷兰是灾难性的：十七艘战舰损失，包括旗舰“埃姆登号”，指挥官奥普丹阵亡。
　　
　　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时，交易所一片死寂。小威廉在海军部看着伤亡名单，手指在“莱顿号”上停顿——那是儿子扬二世曾经服役的船，但儿子现在在亚洲。他松了口气，随即为这松了口气感到羞愧。
　　
　　扬叔叔随第二舰队出海，目睹了溃败后的惨状。他画下了一幅后来被称为《撤退的尊严》的素描：一艘受损的荷兰战舰，主桅折断，但尾旗依然高扬，船员在甲板上抢救伤员，背景是浓烟和远去的英国舰队。
　　
　　“我们没有赢，”扬回到港口后对德·鲁伊特说，“但我们也没有崩溃。就像拳击手挨了一记重拳，摇晃但没倒下。”
　　
　　德·鲁伊特——一个矮壮、务实、讨厌华丽辞藻的泽兰人——盯着素描看了很久。“把它印成版画，”他最终说，“发给每艘船。告诉士兵们：我们可以挨打，但我们会打回去。”
　　
　　版画在民间迅速流传。阿姆斯特丹的印刷厂通宵工作，画面下加了一行字：“荷兰之魂，折而不屈。”市场反应奇特：VOC股价继续跌，但国债发行却被超额认购——人们用钱包投票，相信国家能挺住。
　　
　　家族在危机中展现了韧性。小威廉的航运公司调整航线，专门从事波罗的海到法国的“中立国三角贸易”——避开英吉利海峡，绕道苏格兰，在法国港口卸货，再由法国船只转运。利润率低了，但持续不断。
　　
　　“我们在赚两边的钱。”卢卡斯叔叔计算着账目，“英国需要波罗的海的木材和铁，法国需要我们的鲱鱼和纺织品。只要保持中立船旗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和灵活的良心。”卡特琳娜姑姑淡淡地说。
　　
　　“父亲说过，战争时期，生存就是道德。”小威廉反驳，但语气不确定。他想起了儿子从巴达维亚寄回的信，描述VOC如何压榨当地人。有时他觉得自己家族的“灵活”与那种压榨并无本质区别，只是更文明、更隐蔽。
　　
　　1666年，战争进入第二年，也是荷兰的转折点。
　　
　　六月，著名的“四日海战”爆发。德·鲁伊特率领舰队主动出击，与英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激战四天。小威廉作为后勤负责人，经历了此生最紧张的四天。
　　
　　“炮弹库存还能撑两天。”
　　
　　“北海风向转东北，不利于英国舰队撤退。”
　　
　　“医疗船报告绷带短缺，改用帆布边角料消毒代替。”
　　
　　“腌肉发霉了？那就多放胡椒，水手吃不出区别。”
　　
　　这些碎片化的信息，通过信鸽、快船、骑兵接力，汇聚到海军部。小威廉像下棋一样调配资源：把备用帆布从鹿特丹运到弗利辛恩，命令泽兰的渔船队临时改装成伤员运输船，甚至协调阿姆斯特丹的面包店24小时烤制硬饼干。
　　
　　第三天，噩耗传来：扬叔叔所在的“七省号”被击中起火。小威廉手中的铅笔折断，但两小时后，新消息：火被扑灭，扬幸存，还在甲板上画画。
　　
　　“他画了什么？”小威廉问信使。
　　
　　“好像……是一艘英国船沉没的场面，先生。”
　　
　　第四天，荷兰奇迹般获胜。英国损失十七艘船，荷兰只损失四艘。消息传回，全国狂欢。
　　
　　扬叔叔带着满身烟灰和几十张素描回到阿姆斯特丹。最震撼的一幅是近距离描绘“皇家亲王号”的沉没：这艘英国旗舰搁浅后被迫投降，荷兰水手正在救援落水的英国船员。
　　
　　“我画下了英国舰长被救上我们船时的表情，”扬说，“不是屈辱，是……茫然。就像他不明白怎么会输。”
　　
　　小威廉看着素描，突然想到：也许荷兰的胜利不是因为我们更强，而是因为我们更拼命。英国为国王和帝国而战，荷兰为生存和贸易而战。动机的紧迫性，决定了战斗的坚决性。
　　
　　但战争是盈亏的反复计算。1666年8月，英国报复。在“圣詹姆斯日海战”中，荷兰遭受重创。德·鲁伊特战术保守，损失二十艘船。
　　
　　这次失利暴露了更深的问题：财政枯竭。卢卡斯叔叔参加了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秘密会议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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